王彼得谈新加坡小学名校报名新规与入学公平

上个月，两项教育新政接连宣布，先是小一报名的调整，跟着是试行小班制。后者谈的人似乎不多，也许太专业了；小一报名则大家明显更有感。三天前，就有多达10名议员，在国会就这个课题提问。我记得前不久《联合早报》言论版刊登的一篇相关来稿，本地阅读量甚至排到全周评论文章的榜首。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则是《海峡时报星期刊》两周前的一篇专题报道，读了才知道，市场上原来有一些房屋经纪，以小一报名“策略师”或“顾问”自我定位和营销，专门指引父母如何通过买房，帮孩子敲开名校的窄门。

报道讲述一个“志在必得”的案例：一位自身也是经纪的妈妈在女儿3岁时，就着手规划要让她进入南洋小学。先是丈夫到基层服务，争取在“2B阶段”就如愿以偿。跟着作为第二层保险，夫妻俩在公爵夫人道购入一套246万元公寓，把南小连同第二选择莱佛士女子小学，都涵盖在这一公里范围内。最终女儿签运不佳，进不了南小，但在“2C阶段”还是拿到超级安慰奖——莱佛士女小的入场券。

我读后感触良多，包括这种为孩子争取名校名额的执念，一代传一代，真可谓前仆后继。另外就是制度设计上的不公，或者更直白地说，赤裸裸的“价高者得”很早就存在，但看来于今尤烈，逼得当政者不得不出手。

这次的新规主要有两点：一是大多数小学须把更多原本预留给校友、义工等“自己人”的名额转到2C阶段，让与学校无关联家庭的学额从40个增至60个。二是周边组屋比例较低的12所热门小学，须把这60个学额的一半分给两公里以外的学童，以尽可能弱化“学区房优势”。

早年名校观念淡薄 上学只求靠近走得到

名校的小一学额，绝对是稀缺品。任何人类社会，一旦出现稀缺性，就有谁应该获得，谁被排除在外的为难，以及必然的关于公平性的争议 。

在早年，求学机会本身就稀缺，比如我父母成长的年代，有书读就谢天谢地了，然后学校越近越好，是不是名校，那是次要、次次要的考虑。我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读欧南一带的工商小学，原因无他，因为整家人就住在附近还没被火烧毁的河水山村子里。

那时大多数人，甚至没有名校的观念。我小时住红山一带，家里以及堂表兄妹都到住家马路对面的亚历山大山（混合）小学念书。是的，校名中间还有一个括弧和“混合”两字，那是一种已走入历史的三语并存模式（所以我们连马来语也学，因为隔壁就有马来第一语文班和马来师资）。和我同龄的堂妹成绩顶呱呱，进了莱佛士女中，但不记得有家族里的大人认为，应该好好庆祝一番。观念中，不就是正常升上中学而已嘛。

但纯真年代很快过去，人们开始察觉，名校是有光环的。尤其是小学，它关系到能否在起跑点卡到最佳位置，进而影响到未来的学业路径和前途。

且不论名校的作用有没有被夸大，它们的一个“附加值”越来越清晰，就是学生的家庭出身普遍高于平均，通常有被鞭策，更努力甚至更有教养。自家孩子在这种环境中，更可能近朱者赤，被潜移默化，并且往后人脉、社会资本也会丰厚一些。就算孩子资质一般，成绩出不来，名校的际遇总能多少为人生加分，而不是减分。

于是竞争越来越激烈，父母都费尽心思要把孩子送进去。没能成功，花落别人家后，难免有被剥夺感，甚至愤愤不平，整个过程几乎就是一场内耗，甚至包括孩子。

我们沿用多年的分配规则，客观说都有合理性，但也隐含不公的因子。比如父母充当义工，换取学校的名额回报，就很难加以否定，毕竟是等价交换。但这显然更有利于父母条件好，有能力和时间付出的家庭。至于父母是校友的，争议少一些，但多少还是出身决定论，不完全公平，还可能促成阶层的代际固化。

小心名校走向贵族化

根据“距离”则最为矛盾，它既符合常理，但引发的怨言也最多。因为很多好学校都位于富人区，或根据我前面的附加值逻辑：富人区更有可能产生好学校。这种关联性，必然形成物以类聚和近乎垄断，《海峡》报道中那对夫妻“志在必得+价高者得”的示范，绝对不是孤例。教育部长李智陞在国会，就给出了一个相信超乎很多人想象的百分比：目前12所热门小学在2C阶段录取的学生中，仅15%住组屋，远低于我们人口中的七成多！

当然，价高者得原则很多时候不完全错。例如我们公路空间有限，不能让所有人都拥有车子，因此开创价高者得的拥车证制度，钱收了，还能用来补贴公交系统，也算是一种社会转移支付。再有就是不管私宅还是转售组屋，地点好的，价值都会反映在尺价上，这同样意味着价高者得，但基本没有人会认为不公。然而，如果名校学额，也根据住址邮区号码，以及家长“钞”能力的强弱来分配，肯定大多数国人，是接受不来的。

那该怎么办呢？

我有一阵子住花拉路，家对面有几座组屋，屋龄已有近半个世纪。我曾以为也许很快就要拆了，毕竟这里是优质地段，但它们一直被保留着。后来，一位住那里的退休同事告诉我，这些组屋很抢手，很多对南洋小学心心念念的父母，用心加上用“钱”良苦，多少溢价都在所不惜！听了我恍然大悟，承认自己肤浅了。

那天报名新规见报时，我又看了地图。确认这几座组屋如果真拆除，南小一公里半径内，就没有组屋了，只剩荷兰组屋区里的几座，勉强挨在两公里的边上。至于莱佛士女小，则马上成了全国唯一的、两公里内“零”组屋的小学！

还好，附近的马城原址，已宣布会建组屋，说是整个武吉知马区40年来的第一批。我猜想政府如此规划，大概也是不希望这两所小学，变得越来越精英化甚至贵族化；一般国人更不可能乐见，它们成为只有富人才花得起钱，让孩子入读的英国伊顿、哈罗等公学的本地“小学版”。总之，我们的学校，教学质量当然要精益求精，追求更上一层楼，但学生背景构成，绝不应该过于单一。

开分校延伸品牌效应 或干脆从富人区搬到邻里

其实，除了增建组屋，应该还有其他思路，比如首先，能否把一些名校发展成超级小学，让它们的学额加倍？又或者采用复制的办法，成立更多分校？试想想，在武吉知马区之外，如果东南西北部另有四所“南小”分校，会不会多少有助于打破对名校品牌的迷思，或对一部分家长来说，满足了品牌虚荣？

因为少子化和人口流动，我们经常合并，或开办新的学校，为什么不趁机延伸“品牌”效应？倘若12所最热门小学，都乘以四或五，全岛“名校”就会有约50所之多，会不会就能大大减轻家长的焦虑？当然开始时，分校品质会被质疑，但通过人才流转，包括校长和教师，假以时日，弥合差距并非不可能。

从那天部长在国会的答问内容，猜想以上几点都有议员提及。部长讲到一些顾虑和难处，但我想，事物总是利弊互见的，因而还是值得各方去进一步探讨，求取最佳的平衡。

第二，敢敢尝试，让名校搬离富人区。

20多年前，我的大儿子原本可在2A阶段报名巴克路的英华学校（小学），不过后来嫌那里华文氛围较弱，且有钱人子弟太多，便换去家附近的海星中学（附小）。　　　　

但英华学校几年前宣布，会在2030年搬到西部登加新镇，新址旁还有一所特需学校。据说这一决定是校方的主动和意愿，校理会领导人当时是这么说的：决定搬离，是希望学生背景能更多元一些，并且希望能进一步贡献社会，将高素质的教育，带给更广大的社会阶层……

这种社会主义式的格局和远见，让我刮目相看，也改变对这所“贵气”学校几十年来的刻板印象。

其实，新加坡近些年来，对于公平性、包容、再分配的追求可说越来越坚定，就以住房为例，像上述的马城，还有发展中的南部濒水区柏拉雅，都有BTO项目，后者甚至提供租赁组屋。

要问的是，同样理念能否也在教育领域中加以实践，并且更义无反顾，例如把更具指标意义的南小和莱佛士女小，也搬离富人区，放到组屋邻里？

“好学校”遍地开花才是终极解方

第三，“每所学校都是好学校”的愿景，还必须大力推进。

何谓“好学校”？我的理解是它不应该只有单一的标准，例如必须所有学生的平均分跨过某个门槛才算，而是学校各有所长，形成百花齐放，各美其美的景观。

在中学这一层级，我们做得相当出色，有的强在双语双文化（特选），或体育（体校），或艺术（艺校），或数理（国大附中）；有的富有宗教传统，或背靠深厚的校友网络……下来还可更细致开发，像专攻人工智能（AI）、深耕文艺鉴赏与创作、重点强化某几种艺术门类或竞技项目等等，让亮点更加鲜明。

至于小学，也许有人认为还属于基础教育，孩子的兴趣和志向未明，拓展强项有点早。但依我看，还是应该找到自己的卖点。像我小时读的“混合”小学，就提供很好的族群融合及多语多文化启蒙价值，可惜模式已不复存在。还有纯男校和女校，它们越来越少，但我觉得还是值得保留几所，给家长多一种选择。又比如刚宣布的灵活小班制试点，要在全国铺开不太容易，但可以是今后一些学校的“独特销售主张”（USP），因为它更有利于因材施教，更可能让每个学生的潜力被最大化地发掘。

有了形形色色的“好学校”，家长选择的视角、理由自然变多；若再加上一个学生就算步伐慢了，或绕了远路，也可以最后通往罗马，甚至因为成功定义被拓宽了，人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罗马，大概就没有必要，去为少数几所“名校”挤破头，还把快乐赔上。

只是道阻且长，这一天，还不确定何时会到来。

作者是《联合早报》编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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