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汉钧谈特斯拉与马斯克背后的“恶魔”

第一次接触特斯拉电动车是在2014年的重庆。当时特斯拉大举进军中国市场，行销人员安排媒体试驾Model S，极简的内饰，彻底摒弃实体按键的人车交互，以及只需单脚踏板就能掌控的驾驭感，重塑我对汽车的传统认知。

去年，因难以忍受高企的油价，加上特斯拉推出改款Model Y，我决定换车。驾驶一年多后，我依然好奇：到底是怎样的思维逻辑，敢于颠覆沉淀百年的成熟工业产品？老板马斯克到底是个怎样的人，能从做车、做火箭一路跨界到社交媒体？

带着疑问，我阅读传记作家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撰写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不仅找到疑惑的底层答案，也深刻理解这个时代最奇特、最危险，也最富有生产力的科技创业家。

马斯克是“科技杂家”，他的商业版图横跨火箭、电动车、脑机接口、社交媒体、人工智能（AI）及人形机器人。艾萨克森在书中揭示马斯克所有决策背后的底层逻辑——对人类文明灭绝的极度焦虑。

马斯克的目标是移民火星。他认为，地球随时面临核战争、致命病毒或小行星撞击等灭顶之灾，人类必须成为多行星物种。为此，他于2002年成立SpaceX，朝着火星梦想前进。

做电动车最初并不是他的主业。2003年，工程师塔彭宁（Marc Tarpenning）和埃伯哈德（Martin Eberhard）为迎合硅谷富豪既要超跑又要环保的心理，创立特斯拉。马斯克作为投资人加入并成为联合创始人，后与两人闹翻并将他们赶出公司。

马斯克执掌特斯拉，是为了加快全球向可持续能源转型。他认为，如果地球环境因化石能源枯竭或温室效应彻底恶化，人类根本支撑不到移民火星的那一天。

他布局AI和人形机器人Optimus也源于同样的焦虑。他担心谷歌垄断AI并忽视安全风险，导致机器毁灭人类，所以在2015年联合创办OpenAI；后因控制权争夺闹翻离开，又创立xAI抗衡。

此外，他认为人类减少生育导致人口暴跌是文明的隐形危机，因此打造极低成本和高算力的Optimus，接管重复及危险的体力劳动，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力瓶颈。

可以说，从SpaceX、特斯拉到AI和Optimus，都是他为延续人类文明而下的一盘大棋。

收购推特（现X平台）同样能并入这个宏大叙事。他认为推特充斥着“觉醒文化病毒”（Woke Mind Virus）和过度审查，这种意识形态撕裂社会共识，使人类陷入内耗和停滞。收购推特可以掌控舆论、保障思想碰撞，防止文明从内部崩溃。

此外，推特海量的文本数据，结合特斯拉电动车每天拍摄的路况图像数据，正好成为他训练xAI和Grok聊天机器人的核心资源。

在方法论上，马斯克将“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运用到极致。他要求员工剥离历史经验和行业惯例，将问题拆解到物理学最基础的本质，再从零重构。他的“五步工作法”有一条铁律：如果事后没有把被删掉的零部件或流程重新加回至少10%，就说明删得不够激进。这使他能以极低成本发射火箭、造出无方向盘和踏板的Cybercab，并让仅剩1800人的X平台运转如常。

然而，这种极致追求也带来他阴暗的一面——恶魔模式（Demon Mode）。当项目受阻或推进速度达不到近乎疯狂的要求时，他会变得冷酷无情、缺乏同理心，肆意辱骂并解雇员工，将整个团队逼向崩溃。然而矛盾的是，这种病态、缺乏温情的人格，恰恰是他改变科技进程的核心驱动力。

在艾萨克森笔下，马斯克是一个物理学天才与情感残缺毁灭者并存的复合体。艾萨克森在书中提出终极问题：我们是否能够剥离马斯克性格中那些冷酷、疯狂、不近人情的“恶魔部分”，而单单保留他在科技研发上的天才与魄力？答案恐怕是不能的。马斯克之所以是马斯克，恰恰是因为那些驱动他冲向火星的狂热、焦虑与偏执，以及他摧毁常规秩序再创新的破坏力。

当我再次坐在Model Y的驾驶座上，我意识到自己置身于这个时代最激进的工程实验中。对这台机器，我多了一份敬意，也多了一份警惕。

（作者是《联合早报》国际新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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