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瑞麟：回归古典“公地悲剧”的大国博弈

涉猎过古典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的读者，对“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逻辑一定熟悉。这个概念先由英国经济学家劳埃德（William Forster Lloyd）在1833年提出，后由美国生态学家哈丁（Garrett Hardin）在1968年发扬光大。他们假设，如果一片草原对大众开放，估计每个放牧者都会尽可能在这片公地上养牛。不难想象，当每多养一头牛的收益全归个人，且不用支付排他性成本，草地退化的代价却由全民均摊，公地的内在逻辑便导致资源枯竭与“圈地”冲突。

二战之后的数十年间，全球通过协商解决国际公域问题成为普遍公识，“公地悲剧”理论以及所针对的范围和实践都取得长足发展，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及条约框架下，建立一系列关于海洋公域、贸易、环境保护，以至大气空间的治理体系。但随着21世纪以来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加速，环境、海洋资源、外太空安全的突显，以至近年由于中美之间和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变化，原本早已存在不少问题的国际秩序，正面临新的课题和冲击。

人们相对熟悉的案例如格陵兰矿物、委内瑞拉石油、伊朗石油，以至南中国海和东海，它们不是“无主地”，不同国家声称拥有明确的主权归属，更多是涉及资源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空白”引发的地缘政治利益争夺；相对之下，公地悲剧的核心在于资源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有能者谁都可以管控，且不用支付排他性成本。

近年，中国出版的两本书《全球公域资源开发与美国政策研究》（沈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和《全球公域自然资源治理路径》（李储，经济科学出版社，2025年），先后就现代外层空间开发、深海矿产资源、北极及南极自然资源治理，以及深地自然资源治理等领域作分析。两书指出，全球地缘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更深层、更具破坏性的“新公地悲剧”阶段。这里的“公地”不再仅仅是指传统的自然资源，上述“热点”正成为大国绕过传统国家主权，凭借技术与地缘优势，进行着新一轮利益围垦的角力场，侵蚀全球公共利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

一、近地轨道与外太空的新型公地

近地人造卫星轨道的“争位”之战，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太空圈地运动。各国为了防止未来“无轨可用”，都在以最高速度进行发射。这种集体理性导致的结果，是近地轨道面临前所未有的碰撞风险。一旦大国之间因为卫星擦枪走火或发生碎片连锁碰撞，这片公地将彻底报废。就以美国SpaceX的星链以及军用版星盾为例，目前已有数千颗卫星在轨，未来规划更是高达数万颗。中国、欧洲等也相继推出自己的万颗卫星星座计划（如中国的“千帆星座”）。

美国战争部于今年9月底宣布启动的“子午线计划”（Project Meridian），更是将这场太空圈地运动推向新的高峰。计划由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推动，旨在未来120天内研判未来数十年的战争形态，并为美军勾勒出下一代武器与作战体系的蓝图。

计划最令人震惊的不仅是研究范围涵盖从地下环境到地月空间的全域空间，而是核心领导团队的跨界组合，即官方负责统筹的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迈克尔（Emil Michael）；民间代表人物马斯克、国防科技公司Anduril创办人勒基（Palmer Luckey），以及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

二、极地与深海资源

随着全球变暖、冰川融化，北极航道的开通无疑能缩短亚洲与欧洲之间的航程，任何国家或航运公司都能从中获得直接经济利益（如燃料和时间节省），但与此同时，航行带来的环境污染、黑碳沉降、温室气体排放和生态破坏，如不能有效管控，成本却是由全球共同承担。再者，北极生态系统代谢极其缓慢，一旦发生大规模油轮泄漏或高浓度污染，造成的生态悲剧在短期内是不可逆转的。

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虽然北极大部分航道位于沿岸国（如俄罗斯、加拿大）的专属经济区（EEZ）或领海内，美国和欧盟却坚持它是“国际海峡”，这种主权争议和新分海域的“空白”，导致统一管理的难度极大。同样困境亦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在各国对于南极科考步向军事化的疑虑。

三、人工智能（AI）与算法的“无形公地”？

特别是当AI与算法应用在军事时，情况与前述的美国“子午线计划”等军事科技高度相关。可以说，和平与地缘战略稳定是全球最大的无形公地。

当任何国家为了获得先发制人的优势，而把武器的决策权从人类移交给算法时，这可能导致一个极其令人担忧的公地悲剧，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单独叫停这场AI军备竞赛（因为谁停下谁就面临代差失败），结果是全人类共同承受“算法失控触发核战争或全面战争”的顶级风险。但对于此新公地争夺的最终结果，以及如何侵蝕全球公共利益，进而导致双输的局面，目前仍是值得关注的课题。

去年离世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有关国家软实力的研究，为世人重视，但他提醒人们不要重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即国际体系中，无国家愿意和缺乏能力去承担领导责任，而这是导致二战爆发前，国际失序的重要原因，却较少被提及。面对新的现实，包括处于夹缝困境的中小型国家，须要重新拿出勇气和承担，直面此等“空白”领域和寻求治理。

作者是时事评论员，退休前长期任职于国际政府组织及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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