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慧谈年龄条例的盲区与误区：青少年犯罪和高龄罪犯如何平衡执法

带久违的老同事到榜鹅海岸小贩中心回味本地小吃，空旷又凉风习习的环境，加上非常邻近新加坡理工大学校园和充满绿意的科尼岛，让这个小贩中心别有风味。

然而，一找到位子就餐，就让我们马上回到现实：桌上粘湿着食物残迹；原来这外在令人舒服的小贩中心，内里还是没与众不同。一众自己餐后不清理，走过用过必留下痕迹的恶习，始终没改不改。

我们离开的时候，把桌子清理干净，地上的纸屑也顺便清了。在一旁等候的几个大学生连声道谢。我们没说教的提醒“你们也要照做啊”，但真的希望身教能触动良好举止的再循环。

许多陋习与恶习跟年龄没有直接关系。但年龄不能成为许多行为的正当性或逃脱责任的借口。10月6日在国会里，国务资政，也是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尚穆根在答复议员有关青少年涉及越来越猖獗的诈骗活动的口头询问时，很严正地提出不能因犯案者年少，就对他们从轻发落，否则只会助长诈骗团伙更肆无忌惮地利用青少年行骗，导致更多无辜的人受害，尤其是年长者秒间就会丢失他们的毕生积蓄。

诈骗案已成本地最普遍的犯罪行为。尚穆根特别指出，去年就有超过1000名青少年因涉及诈骗相关行为受调查，受害者中逾5000人是年长者，大多退休或无业，损失总额约2亿元。政府因此必须修法，遏制青少年成为诈骗团伙的工具，严加阻吓青少年为赚快钱，进行伤害无辜的诈骗勾当。

当年龄成为一种特权或优待时，无论维护的是年少或年长，若没深层设想政策可能产生的一些反效果，就会出现政策盲点或误区，保了这群却害了更大群。新加坡人越来越长寿，年满65岁国民人口不断增加，今年已正式成为联合国定义上的超老龄社会。许多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未来的立法，或许要检讨或重新看待年龄界限。

诈骗行为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恶劣影响，让政府决定不让年少成为法网的漏洞；网上的色情与极端内容和思想对青少年的侵害同样应严受关注。过去五年受新加坡《内部安全法令》管制的青少年案件数量大增，据报从2017年至2021年间的四起，剧增至2022年至今的15起。自我激进化的青少年年龄更降至14岁；有少年还起草21页的袭击宣言，被捕时距离在学校发动预谋袭击的日期仅数周。

当越来越多行为已不能简单地归纳为“年少无知”时，我们的社会和法律要如何并肩同行，来教育与遏制越来越多年少并非无知的不法行为和思想？尤其是青年法庭的管辖年龄上限已在2020年修订后，从16岁提高到18岁。未满18岁的犯案青少年通常会送往青年法庭受理，侧重辅导和改造，而非惩罚。

令人发指的贩毒、性侵和严重暴力等罪行，在执法上同样有年龄限制。鞭刑的成人制裁年龄限制是，男性一达50岁就豁免，也就是满50岁的男性犯重罪，原本依法可处鞭刑，却因执行的年龄上限而豁免，由其他刑罚替代。这样的年龄限制，是否也应跟上新加坡人越来越长寿和较健康的人口结构，不让严重的犯案与性侵者因年龄而轻易逃脱更威慑的鞭刑？这方面的辩论近年有不少，虽然政府目前仍选择维持现状，但官方还是应该密切留意这类犯罪行为在五六十岁年龄群的情况，并作相应检讨调整。

新加坡是高度法治的社会，每条法都有法理和政策导向。随着互联网与数码、人工智能科技更迅速又更无所不在地渗入各年龄层与社会生活，科技驱动的罪恶行为也无孔不入。法制与执法效度都只能沉着应战，甚至很多时候滞后。政策就要比法律更快跟上，先从社会促进必要的认知、共识，以及利用科技与资源的自律。

黄循财总理9月底在经济师服务成立25周年晚宴上致辞时，提到政策的设计仅凭好的初衷，并不能制定出好的政策。价格、成本和行为诱因是制定政策和推行政策时须考量的重要因素，否则就会出现许多地方采取的人为压低价格，或未经充分考量的福利承诺。这些讨喜的政策往往日后才会显现深层的副作用与代价，并最终由人民承担。

政策的设计也要重视它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尤其是对文明社会建设，这种建设是自发自律的养分。

新加坡社会的吊诡是，高度法治，却也太依赖严刑峻法，就是我们经常自嘲的“Singapore is a Fine city”。到底我们是不是只是个靠罚款和条条规规撑起来的好城市、文明城市？还是自动自发的温馨与自律的城市，而不只是被迫守法？

法治还是要回归到新加坡离自动自发的文明社会有多远。这样的问题，只要去小贩中心、去公厕，或是在任何大型活动后，就知道答案。

很遗憾，这都不是我要的。

（作者是《联合早报》编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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