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超：新加坡放弃大草场申遗，考验城市保护历史空间的公共责任

国家文物局11月3日宣布，不再推进大草场及周边历史建筑群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文化遗产申报计划。原因是国际咨询机构在初步评估后，建议扩大遗产缓冲区，并对周边建筑开发、城市景观及重要视线实施更严格的保护措施。这些要求将影响市中心更大范围的未来规划。

这项决定提出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当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灵活性发生冲突时，一座城市应当如何界定两者之间的边界？

大草场并不是一片普通的城市绿地，它周边汇集多栋历史建筑，共同构成新加坡最重要的城市历史景观之一。2023年，新加坡将这一区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申遗的意义除了争取国际认可，更在于通过完整的历史空间，呈现从英国殖民统治走向独立国家的历史转型。这也是它最值得珍视的地方，即承载国家认同的集体记忆。

然而，UNESCO咨询机构的初步评估认为，新加坡原先提出的缓冲区范围不足，需要扩大保护范围，并对周边开发和重要景观视线作出更严格的管理。这意味着，保护对象还包括更大范围内的城市空间关系。未来，即使是遗产地以外的建筑改造或新建项目，只要可能影响历史景观，也可能需要接受额外评估和咨询。

对于新加坡而言，这无疑涉及长期的土地利用和发展安排，扩大遗产缓冲区，意味着更多建筑和土地需要面对额外的开发限制，也会增加私人业主在建筑更新和物业改造方面的成本。

世界遗产身份带来的保护责任往往具有长期性。文物局也参考英国利物浦的经验：利物浦海事商城历史城区曾于200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却因城市开发损害遗产地的完整性，于2021年被除名。

从这个角度看，新加坡选择不再推进申遗，是在国际遗产保护承诺与本国城市规划自主权之间作出的制度性取舍。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发展与文化保护并非只能二选一。

真正需要讨论的，是城市发展是否必须以牺牲历史景观的完整性为代价。一座成熟的国际城市，能否在经济增长之外，为历史空间建立更稳定、可预期的保护边界？世界遗产制度的意义，恰恰在于提醒各国：某些文化价值一旦遭到破坏，便无法通过新的投资和建设重新创造。

这次申遗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层面。

大草场及周边建筑群大多形成于英国殖民时期，但新加坡申报的核心价值，并不是单纯纪念殖民统治，而是强调殖民时期与独立后国家机构在同一城市空间中的并置，见证去殖民化和现代国家的形成。

这实际上反映一种成熟的历史观：一个国家的历史不必只保留令人自豪的部分，也应当有能力面对复杂的历史来源。

殖民建筑可以承载权力结构、社会分层与历史矛盾，同时也见证新加坡后来如何将这些空间转化为国家文化与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更值得关注的是，教科文组织咨询机构还建议新加坡加强对部分独立后建筑的保护。现有申遗范围内的最高法院大厦和国会大厦，便存在缺乏相应法律保护的问题。这说明，文化遗产保护不应只关注殖民时期留下的老建筑，也应思考独立以来形成的现代建筑和公共空间，哪些值得成为下一代的历史遗产。

如果一座城市只保护已被公认为历史建筑的部分，却没有认真考虑当代建筑未来的文化价值，它的遗产保护体系仍然不完整。

没有世界遗产头衔更需要公共责任

放弃申遗后，真正值得观察的是，接下来如何继续保护这片历史空间。

世界遗产称号并不是文化价值的唯一证明。新加坡已拥有相对成熟的国家古迹保护制度，大草场本身已被列为国家古迹，周边不少重要建筑同样受到保护。

但单体建筑受到保护，不等于整体城市景观得到充分保障。一栋历史建筑可以保留下来，周围的城市天际线、开放空间、视觉关系和历史环境，却仍可能发生变化。对于大草场这样的城市历史空间，真正需要保护的，恰恰是这些建筑与环境之间的整体关系。

因此，放弃申遗不应成为降低保护标准的理由。新加坡仍可以通过城市规划、历史景观管理、建筑保护评估和公众参与机制，为市中心建立更明确的长期保护框架。

同时，文化遗产也不应只是文物保护部门的工作。博物馆、艺术机构、学校、社区组织和专业文化团体，都可以参与历史研究、公共教育和文化活动，让市民理解这些空间为何值得保留。这也涉及公共价值的重新认识：文化遗产不只是旅游资源和城市名片，更是社会共同拥有，并有责任传承的公共资产。

新加坡完全可以选择不以世界遗产身份作为保护目标，但必须回答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没有国际制度的额外约束，国家如何确保这些历史空间不会在未来的城市更新中，逐渐失去原有价值？

一座城市的发展能力，体现在能够创造多少新的空间，而它的文化成熟度，则体现在愿意为不可替代的历史保留多少空间。

作者是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主席、英国伦敦AAA Arts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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