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贝普若韦生全球研究牵头者：乙肝功能性治愈数据与药物普及难点

乙肝功能性治愈，正从理想走向现实。

11月10日，在2026年美国肝病研究学会（AASLD）年会上，全球首款乙肝功能性治愈创新药Bepirovirsen（贝普若韦生）全球大三期B-Well研究公布96周持久性随访数据公布：在实现功能性治愈的患者中，91%在停药一年后仍维持治愈状态。也就是，绝大多数患者实现功能性治愈后未复发。

这款药已在日本、美国获批上市，同时中国获批上市在即。

该疗法的出现，为慢性乙肝患者的功能性治愈打开新窗口，使得治愈率从原来的个位数，进一步提高到19%以上。

这一重要进展凝聚了全球科研团队的共同努力，其中中国学者积极参与、持续推动，在临床研究设计、方案探索及国际多中心研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广东省肝脏疾病研究所所长、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感染内科学科带头人侯金林教授担任贝普若韦生全球国际多中心试验的全球核心研究员及中国注册上市临床研究首席研究员，牵头完成了这些跨国研究。

主导一项跨国临床试验，是对研究者综合能力的全方位考验。除了肝病、病毒免疫、转化医学的专业功底，研究者还必须吃透海内外药审、伦理与GCP（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随时接受不同国家药监机构的核查。

近日，侯金林教授在接受第一财经独家专访时表示，贝普若韦生的Ⅲ期临床研究显示，中国慢性乙肝患者群体展现出较好的功能性治愈潜力，部分研究结果优于全球整体水平。这一进展不仅为乙肝功能性治愈带来了新的科学依据，也进一步凸显了中国患者在全球乙肝创新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与此同时，如何进一步加强慢性乙肝患者筛查、推动乙肝定量检测技术普及，以及完善规范化诊疗和长期管理体系，仍是推动乙肝防治水平持续提升的重要课题。

同时，他认为，消除乙肝不能完全单靠新药，需要公共卫生、医保、临床体系协同联动。

中国患者有更优的功能性治愈潜力

长期以来，乙肝抗病毒治疗主要有两大方案：口服核苷（酸）类药物与长效干扰素。核苷类药物优势是便捷，但绝大多数患者需要长期服药，但每年实现乙肝表面抗原（HBsAg）转阴的比例不足1%；长效干扰素为每周注射给药，患者受制于安全性问题耐受性偏弱，整体人群功能性治愈率仅5%左右。

这两类药物的局限性，让乙肝功能性治愈的目标难以企及。

所谓乙肝功能性治愈，标准如今日趋严格：患者在停止所有治疗至少6个月，乙肝表面抗原持续检测不到、病毒DNA（HBV DNA）也检测不到，同时转氨酶基本正常，肝脏无显著病变。过去早期真实世界研究标准宽松，仅表面抗原转阴即视作治愈，随着临床证据积累，停药后长期稳定的乙肝表面抗原和乙肝病毒DNA双阴性，才成为公认的治愈标尺。

贝普若韦生的三期临床研究，正是在这套新标准下展开探索。这项全球研究一共入组约1830例受试者，其中中国受试者接近400例，在整个全球队列中占据重要比重。

侯金林表示，中国入组的人群呈现出鲜明特点：平均年龄比全球受试者年轻约8岁，同时乙肝基因型以B型、C型为主，区别于欧美人群主流的A型、D型；中国受试者免疫应答更强，表面抗原下降幅度、应答比例整体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根据贝普若韦生全球三期数据：在基线HBsAg≤3000 IU/mL人群中，全球患者总体实现功能性治愈的比例达19%，中国人群可达24%。

疗效和基线表面抗原水平高度负相关，抗原越低，治愈概率越高：基线HBsAg≤1000 IU/mL人群，全球应答率26%，中国人群提升至35%；基线在100IU/mL至200 IU/mL区间的中国患者，功能性治愈率更是达到61%。

退一步讲，临床试验为何将入组的目标人群门槛划定在100IU/mL至3000 IU/mL范围？

对此，侯金林表示，阈值设计源于前期Ⅰ、Ⅱ期临床的积累。表面抗原＜100 IU/mL的感染者，依靠现有药物存在自发转阴可能，纳入试验会高估新药疗效；超过3000 IU/mL的患者属于难治人群，新药应答不理想。而100IU/mL至3000 IU/mL区间覆盖了当下适合干预的患者，这部分患者占比达到60%至70%，这部分人群基数充足。出于安全性考量，三期首批入组排除肝硬化、合并严重基础疾病人群以及儿童，优先在成人轻症患者中验证效果，高危人群、儿童适应证会放在后续研究当中。

贝普若韦生的治疗方案，是在核苷（酸）类药物基础上联用，标准疗程24周、每周皮下注射一次，合计20针。患者完成治疗、应答达标、实现功能性治愈后，再停用核苷药物。

侯金林表示，乙肝患者不必盲目等待新药，也不应因此延误现有规范治疗。符合治疗指征的患者，应遵循现行诊疗指南，及时接受规范的口服抗病毒治疗，有效控制病毒复制。未来如有新的治疗方案获批，可在医生指导下，结合自身病情及乙肝表面抗原定量等指标，综合评估是否适合调整或联合治疗方案。

新药普及还有这些关要过

乙肝最让人忌惮的，是经典的“肝炎—肝硬化—肝癌”进展三部曲。

在无药干预的状态下，感染者如果随访时间足够长，约四成会进展为肝硬化或者肝癌。现有口服抗病毒药可以大幅降低终末期肝病风险，部分患者还能实现肝硬化逆转。而持续病毒复制、肝功能反复异常、肝脏纤维化进展，叠加饮酒、吸烟、摄入黄曲霉素污染食物等因素，会进一步加速癌变和肝硬化进程。

新药带来的核心价值，正是通过功能性治愈，从源头降低肝硬化、肝癌的发生风险，治疗本身，也是肝癌的一级预防手段。

贝普若韦生要在患者中普及的话，仍然绕不开筛查体系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乙肝筛查，仍以定性检测为主，乙肝表面抗原定量、HBV DNA定量筛查还未普及开来。

“国内获批表面抗原定量试剂已经十多年，但基层普及度低，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检测成本高；二是医生、患者认知不足，不清楚定量数值对治疗分层、预后判断的价值，因此没有检测动力。”侯金林说，中国乙肝存量感染者约7500万，新增感染者极少。如何管理存量患者是重点，首要工作是大规模筛查、摸清存量患者基线，分层统计不同表面抗原水平人群规模，识别优先治疗人群。

除了筛查外，新药的可及性在短期内会受制于价格。“和早年核苷类药物上市初期高价的经历相似，新药刚获批阶段，通常价格门槛较高，需要依靠医保谈判、产业成熟逐步降本。行业也在同步探索全口服治愈方案，但研发难度更高。”候金林说。

中国乙肝防治已经走过漫长阶段：90年代之前缺少抗病毒手段；核苷类药物、干扰素上市之后，乙肝变成可控慢性病，感染者可以正常生活、生育，但很难实现治愈，如今行业正式迈入功能性治愈探索阶段。

2020年全国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测算显示：约有2000万慢性乙肝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干预者不足17.3%。

侯金林表示，消除乙肝的核心抓手在于持续提升诊断率与治疗率，仅依靠新药难以也实现目标，需要公共卫生、医保、临床体系协同联动。

以贝普若韦生为代表的反义寡核苷酸（ASO）药物在乙肝临床研究上的突破，正在带动更多的小核酸药物投入开发，用于乙肝治疗。

侯金林亦表示，行业接下来的核心探索方向，是通过联合、序贯给药方案，进一步提升功能性治愈率，优化应答持久性，降低停药复发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