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龙谈澳洲如何与亚洲接轨

澳大利亚与亚洲的交往，是在一个不断演变的战略环境中展开的：从大英帝国时期，到英国从苏伊士以东撤军，再到“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从中国在“美国治下的和平”体系内崛起，到如今亚太区域日益激烈的竞争。

贵国的政策既反映了历史与血缘的纽带，也建立在对自身国家利益的客观评估之上。历届澳洲政府都认清了一个基本现实，即澳洲的安全和繁荣与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密不可分。正如澳洲前总理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的那句名言：亚洲不是澳洲的“远东”，而是“近北”。

就区域国家而言，它们也欢迎澳洲的参与。贵国带来了能力与资源，为区域的稳定与繁荣作出了贡献，并支持对我们至关重要的机制与原则：建立在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所保障的航行自由基础上的全球秩序。

澳洲一方面与美国保持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又与本区域水乳交融，这有助于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区域，并防止太平洋两岸形成相互对立的封闭阵营。

变化中的世界

如今，全球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多边主义正在崩塌。曾经作为全球秩序定海神针的美国，正在重新评估它在世界上的角色。国家安全与韧性日益凌驾于经济效率之上。贸易依存度正被武器化。曾被视为稳定与互利源泉的相互依存，如今却被当成了战略上的软肋。

在我们的区域，中国的战略与经济分量已实现爆发式增长，其他国家也日益感受到这种分量。“美国治下的和平”已不再是毫无争议的定局。

美国永远会是一个太平洋大国，但它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已发生根本性改变。在安全方面，美国现在期望盟友“为自身防务承担更多责任”。在贸易方面，这种转变更为剧烈。美国曾是自由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拥护者，也曾支持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但现在，它却排斥世贸组织的多边框架，并对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征收关税，连盟友和伙伴也不例外。

这已不再是那个支撑亚洲几十年稳定与繁荣的国际秩序了。

展望未来

一个竞争更激烈的区域，让各国面临艰难的抉择。本能的反应或许是向内转，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单独保障自己的未来。韧性不仅来自自给自足，也来自一个国家在遭遇危机时能够求助的伙伴与网络。

地理位置同样不会改变。各国必须持续投入自己的近邻。忽视周边环境，终将付出代价。

面对这个“美丽新世界”，澳洲及其他区域国家该如何应对？

首先，我们依然倾向于一个开放、包容，不被单一强权主导，也不分裂成对立阵营的区域。在东南亚，我们将此描述为拥有“重叠的朋友圈”。你的朋友圈也许和我的不重合，但这不应妨碍我们彼此成为朋友。

例如，不同的亚细安成员国与大国有着不同的关系。有些是美国的条约盟友，有些则与中国关系更密切。然而，我们都汇聚在亚细安的旗帜下，并在经济一体化、粮食与能源韧性，以及区域安全等领域展开广泛合作。我们也通过东亚峰会和亚细安区域论坛等论坛，与所有大国进行接触。

这种做法并不能消除分歧，但它给了我们更多合作的理由，以及更多管控分歧的渠道。这比在沙地上画一条线并强迫每个人选边站，更能造就一个稳定的区域。

其次，各国依然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并希望它会继续参与亚太事务。这将带来更好的区域平衡，并为较小的国家创造更多主导自身命运的空间。

目前，许多国家都在思考如何在一边提升自力更生能力并保护自身战略利益的同时，最好地推进与美国的关系。

新加坡不是美国的条约盟友，而是“主要安全合作伙伴”。我们始终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在危急关头，新加坡人必须依靠自己来战斗，保卫我们的家园和亲人。

澳洲是美国的条约盟友，有了《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后更是如此。然而，即使在澳洲，也有呼声要求澳洲人“更加自力更生……主导（你们）自己的未来，并在这样做的同时，认识到你们的利益可能并不总是与美国的利益完全一致”——这是引述澳洲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的话。这与世纪之交时的论调截然不同，当时《公报》（The Bulletin）杂志甚至建议澳洲应该充当美国的“副警长”。

其他美国盟友也在以各自的方式寻求更大的自力更生。在韩国，公众正就发展本国核威慑力量展开辩论。日本正在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其国防部长更呼吁该国“毫无禁忌地”讨论核威慑问题。

然而，自力更生也离不开朋友与伙伴的支持。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历史上一直紧张的韩日关系最近有所缓和。

除了新西兰，澳洲的区域伙伴都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贵国与整个亚洲的交情越深厚，追求自身利益的空间就越广阔。无论是数码经济、绿色经济、公共卫生还是反恐，通过双赢项目与亚洲国家合作的机会比比皆是。我们的项目涵盖的层面越广，我们就越会把彼此视为发展伙伴，而不是仅仅透过美中博弈的棱镜来看待对方。澳洲不是东南亚国家，但它应该是亚细安非常亲密的伙伴，尤其是在这个中小型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合作的时代。

深化参与

那么，澳洲该如何深化与亚洲的交往呢？

首先，在防务和安全方面，请继续留在本区域。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发展并加强你们现有的伙伴关系。这些关系已维系了几十年，并受到双方的高度重视。

对于那些与贵国关系较为复杂的国家，我们希望贵国仍能保持联系并维持务实的工作安排。双方自然都想维护各自的利益。安全与信任问题难免会时不时浮现。但现实情况是，这些国家中包括了你们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且贸易对双方都有利。这些国家在区域事务中也具有重大影响力，且这种影响力很可能与日俱增。因此，双方都应努力加深对彼此的了解，并保持关系的稳定。

此外，在各国军队之间，保持有效的沟通渠道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要将大国博弈完全拒于本区域之外是不可能的，但各国可以携手管控这些博弈，避免误判和意外事件的发生。

安全不仅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平衡，也取决于健全的区域架构。澳洲在机制建设方面已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贵国拥有外交影响力、经济资源以及遍布本区域的长期关系，能够将各国凝聚在一起，建立联盟和机制，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便是明证。在一个碎片化的世界中，这一角色将变得更加宝贵——在贸易、大流行病防控和气候变化等领域建立切实可行的安排。通过这种方式，澳洲可以发挥积极的战略作用：不仅是在平衡与中美两国的关系，更是在构建一个惠及所有人的健全区域架构。

其次，澳洲应保持经济的开放，并与亚洲保持紧密联系。贵国与东南亚的贸易规模庞大且仍在增长，但投资足迹却较小。亚细安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拥有7亿人口的市场，以及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然而，澳洲对亚细安各国的投资总额，甚至不及对新西兰的投资额。

在加大对东南亚投资方面，依然大有可为。澳洲在关键矿产、农业综合企业、可再生能源，以及数码技术和深科技领域具备强大实力。东南亚拥有能够与这些澳洲项目互补的上下游企业，双方可实现互供互采。通过加大对本区域的投资，澳洲企业能够增强自身竞争力和完善供应链。我很高兴阿尔巴尼斯总理认识到这一点，并已推出《至2040年的澳洲东南亚经济战略》，以深化双向贸易与投资。

与此同时，我们不应放弃多边贸易体制。拥有适用于所有国家（无论大小）的规则依然很重要。许多国家仍然重视世贸组织框架。我们应尽最大努力去维护、改革，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强它。例如，新加坡、澳洲和日本共同在世贸组织发起谈判，并成功敲定了《电子商务协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在条件变得更有利的那一天，让更广泛合作的可能性保持生机。

但我们也必须采取务实态度。在无法达成全球共识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寻求次优解决方案。这意味着充分利用现有的贸易协定，对它进行更新和扩展，并将它们与其他主要经济集团（如欧盟）对接。

保持开放与互联互通，实际上能让澳洲更具韧性。例如，新加坡和澳洲最近就柴油、汽油和天然气等重要物资达成协议，以确保在危机和供应中断期间，这些物资能在两国之间双向流通。粮食供应同样可以从类似安排中受益。这些都是通过互信与合作来保障供应链安全的务实途径。

最后，让我们共同培育人民之间的纽带。最初的“科伦坡计划”（Colombo Plan）和“新科伦坡计划”（New Colombo Plan）为澳洲赢得许多朋友和持久的善意。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多年来，澳洲已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亚裔社群。当你们敞开国门时，移民纷至沓来，并在澳洲大陆扎根生活。如今，海外出生的人口已占澳洲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一。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亚洲，包括7万名新加坡人。

这些人文纽带拉近了澳洲与亚洲的距离。它们让澳洲人对本区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让亚洲人对澳洲产生个人的情感联结。这也是澳洲社会的一股力量源泉。阿尔巴尼斯总理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世界各地的侨民将我们以人文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我们不应将其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应当将它视为一项可以充分利用的资产。”

在许多国家，移民已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课题。以新加坡自身的经验来看，移民问题须以敏感的政治手腕处理。移民流入的速度、新移民的构成、他们对国家理念的认同程度，以及融入更广泛社区的状况——所有这些都必须受到密切的关注和管理。最重要的是，公民须要感受到他们的利益得到了照顾，并且他们依然是自己社会的主人翁。否则，公众的支持度可能会迅速流失。

每个国家都必须在移民问题上达成自身的共识。澳洲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成为一个开放和多元的社会。当亚洲游客感到宾至如归，亚洲留学生感到安全舒适，不同出身的澳洲人在一个多元种族社会中和谐共处时，贵国与本区域的关系将会更加坚韧。

作者是新加坡国务资政

本文是他受邀为澳洲广播公司（ABC）年度“博雅讲座”（Boyer Lectures）系列发表的演讲稿

黄金顺节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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